1947年1月12日,国民党阎锡山部和文水县地主武装“复仇自卫队”突然包围了云周西村,将全村人赶到空场上搜捕共产党员和党员家属,由于叛徒石五则的出卖,被组织留在云周西村坚持斗争的中共预备党员刘胡兰、民兵石六儿、退伍军人张年成、地下交通员石三槐、干部家属陈树荣、石世辉、刘树山等七名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被捕,在敌人当着她的面将与她一同被捕的石六儿、张年成、石三愧等六名同志一一用铡刀杀害后,尚不满十五岁的中共预备党员刘胡兰依旧坚贞不屈专业配资门户,拒不出卖组织,最终毫无惧色,从容走向铡刀英勇就义。
刘胡兰英勇就义后,《晋绥日报》于1947年2月6日刊登了刘胡兰英勇就义的详细报道,并发表评论,号召全体共产党员和解放区军民向刘胡兰学习。同日,延安《解放日报》也发表题为《只要有一口气活着,就要为人民干到底——女共产党员刘胡兰慷慨就义》的文章。被其英勇事迹所感动的毛泽东同志于1947年3月提笔写下“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的题词。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于1947年8月1日破格追认刘胡兰为中共正式党员(按照组织规定要满18岁才能成为正式党员)并追认她为革命烈士。
同时,参与杀害刘胡兰等烈士凶手的名字也被记上了清算名单——
“复仇自卫队”成员吕德芳;
国民党文水县三青团书记长吕善卿;
云周西村伪村长孟永安;
国民党文水县地方保安团营长朱永生
七十二师二一五团一营营长冯效异;
七十二师二一五团一营二连连长徐得胜;
七十二师二一五团一营副营长侯雨寅;
七十二师二一五团一营特派员兼重机枪连教导员张全宝;
叛徒——原云周西村农会秘书、生产委员石五则;
叛徒——云周西村村民张生儿;
总共十个人。
一场追凶行动也就此展开。
1948年6月的晋中战役,阎锡山部七十二师被解放军全歼,在清点尸体时验明其中一名被我军击毙的军官的身份就是二一五团一营营长冯效异,他成为第一个被清算掉的凶手。
1948年7月13日,文水县解放,吕德芳在战斗中被我军击毙;吕善卿和孟永安被我军抓获,吕善卿被验明正身后在8月被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孟永安则在羁押过程中病死。
而剩下的六个人也深知自己手上血债累累,被抓住绝对是个死,所以在杀害刘胡兰等人后不久就纷纷“人间蒸发”,没了踪影。而石五则、张生儿在文水县解放后就因为投敌嫌疑被文水县二区区长陈德照立案审查,但由于没有足够的人证和物证,再加上石、张二人的极力抵赖,反而将叛徒的恶名扣在已经牺牲的石三槐的头上,导致审查无果,只能将二人释放。
1950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全面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对已被逮捕和尚未逮捕的反革命分子,应根据已掌握的材料,经过审慎的研究,按照罪恶的轻重,分别加以处理。按照中央指示精神,政务院、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对开展更大规模的镇反斗争作了具体部署。镇压反革命运动从1950年12月起在全国范围内开展起来,打击的重点对象是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和反动会道门头子。1951年2月21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为镇反斗争提供了法律武器和统一的量刑标准。
2月底,祁县公安局“刘胡兰案专案组”接群众举报——在县城万和堂药铺发现一个厨师长得非常像徐得胜,因为徐得胜有招牌式的大胡子,这个特征太过明显,一般人轻易模仿不了。
经过几天的侦查,祁县公安局在3月2日在万和堂药铺将徐得胜抓获,面对持枪的公安民警,徐得胜自知无从抵赖,只好招供。
徐得胜供称,他因为处死云周西村“共产党分子”“有功”,被提升为七十二师二一五团一营副营长,顶了侯雨寅升官后留下来的缺,回驻文水县城。1947年2月2日我军解放文水县,徐得胜部不堪一击而溃散,他自知罪孽深重,于是从文水县跑到了老家祁县武乡村老家。然而只过了一年多的1948年7月7日,祁县也解放了。由于在武乡村老家认识他的人太多,徐得胜只好再度潜逃至贾令村躲藏。然而因为衣食无着,只好四处流浪,到处讨生活。由于他满脸络腮大胡子,长相凶恶,所以没有人敢用他,最后还是在万和堂药铺的垂怜下他才成了万和堂药铺里的一名厨师。
为了隐藏自己,徐得胜有意伪装成老实、勤快,见人点头哈腰、笑脸相迎的模样。他的“伪装术”自然让药铺掌柜的很是满意,甚至还觉得自己招募到了一个好伙计。
1951年4月4日,徐得胜以反革命罪被祁县人民法院判处死刑,当宣判后他被五花大绑押送到武乡村准备枪决的时候,徐得胜忽然涕泪横流地大喊道:“冤枉啊!我不是杀人凶手,杀刘胡兰的另有其人!”
负责行刑的公安干警们吃了一惊,立即暂缓行刑,将徐得胜薅到武乡村村公所进行突审。
徐得胜声称:下令杀害刘胡兰的是七十二师二一五团一营特派员兼重机枪连教导员张全宝,但张全宝在哪里,他也不清楚。
再三询问确定徐得胜真的不知道张全宝的下落时,公安人员怒了,张全宝是杀害刘胡兰的凶手我们能不知道吗?这会儿还用你来说?既然徐得胜不知道张全宝的下落,那好,现在就把徐得胜押回刑场继续执行枪决!
徐得胜顿时吓尿了裤子,立刻表示:“虽然我不知道张全宝在哪,但万全县有一个叫王连成的人肯定知道真凶张全宝的下落,你们可以问他。”
当天晚上,对“刘胡兰案专案组”来说已经没人任何价值的徐得胜依旧被押送回刑场执行了枪决。
经查实,王连成原系张全宝手下的一名上士文书,因工作缘故与张全宝几乎形影不离,二人关系因此也非常熟稔,镇反开始后因为被查出反革命罪目前被羁押在万泉县的监狱中。“刘胡兰案专案组”得知这一情况后当即联系万泉县公安局,并赶往万泉县监狱提审王连成。求生心切的王连成还没等上“大记忆恢复术”就主动开口交代:
“1945年,我被阎锡山地方政权组织强行抓去当兵,编在阎军七十二师二一五团一营重机枪连当兵,后来升为文书上士,在张全宝手下干事。1949年4月太原解放时,我被解放军俘虏,在解放军教导队受训一个多月后被释放,回到了老家万泉县南景村。”
“1950年收了秋、种上麦,在家农闲无事,就去运城(当时为运城专署所在地)想找个出力活,挣点钱养活家人。有一天,我在运城大街上闲转,到一个杂货铺想买点儿丝线,想不到一抬头看见杂货铺摊主竟是我在阎军中的上司张全宝,只是张全宝那张麻脸上的大胡子不见了。”
“我吃惊地问道:‘长官,你居然还活着?’张全宝忙捂着我的嘴说:‘你莫要乱称呼我,我现在叫张生昊。’他怕我把他的行踪说出去,就硬拉着我去饭店吃饭,几杯酒下肚后我们都有点醉意,张全宝就告诉我近些年来他的遭遇:太原解放时张全宝被大军(旧国民党军人对解放军的敬称)俘虏,为了隐瞒身份,张全宝忍痛将满脸胡须一根根拔掉,变成了一脸核桃皮,冒用他手下一名被大军打死的排长张生昊的名字和身份骗过了大军的审查,被思想改造了三个月、又在察哈尔农垦大队劳动改造了六个月就被放了。”
“张全宝被释放后回到运城,和他老婆吴翠花一起住在亲戚家,靠着卖些针头线脑和陈皮大料之类调味品糊口,想等待国民党反攻大陆时当做内应。有一天,张全宝路过一处露天舞台时,恰好看到台上上演歌舞剧《刘胡兰》时发现舞台上的大胡子叫徐得胜,他就觉得群众把徐得胜误认为是杀害刘胡兰的真凶,就觉得自己就安全了。”
“不过,张全宝最后还威胁我说不许告诉任何人他的行踪,否则就会杀我全家,我害怕,只好跟他表示:绝不向任何人透露他的身份和行踪。”
“镇反运动开始后,万泉县南景村有个叫王明轩的反动分子为了减罪,竟然凭空捏造了一个反革命组织,并污蔑我是骨干,结果我被捕后有人悄悄告诉我给我定了死罪,我在监狱里大喊冤枉,这个时候正好你们(指刘胡兰案专案组)来提审我,我觉得这是我的活路,就老实交代了。”
然而,就在“刘胡兰案专案组”准备对张全宝实施抓捕这个档口,张全宝的老婆吴翠花开始逢人就说:张全宝已经回了山东老家,不过在联系了山东方面后确认张全宝并没有回老家,因此判断张全宝是跟人民公安玩障眼法,实际上很可能依然藏在运城。因此组织了精干力量分别对张全宝的住宅、吴翠花的摊铺和隔壁邻居、亲戚朋友进行监视——
某天,张全宝的邻居悄悄向一个侦查员反映:“吴翠花说她男人回山东老家了,家中无人,可是翠花天天端尿盆往茅坑倒。如果家中无人,屎尿从何而来?”
专案组认为这正好证明张全宝并没有回老家,而是依旧在自家中藏匿。
根据周围邻居证实,张全宝家中有一口大地窖,结合各种情况看,张全宝很可能就藏在这口地窖中。不过,鉴于张全宝懂军事、会用枪、又蛮横,而且身上很可能藏有枪支,贸然抓捕危险性极高。
为此,专案组在实施抓捕之前有意放松对张家住宅的监控,以此麻痹吴翠花,进而引起张全宝的错觉。最终在1951年5月8日,专案组的二十多名干警趁着夜色突然包围了运城卫家小巷1号院张全宝的家并破门而入。恰好这时有一个人从地窖里走出来,这人就在张全宝,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数名干警一拥而上将他死死摁倒在地——
“我犯了什么法?你们为何要抓我?”
“你是杀害刘胡兰烈士的主犯张全宝!”
眼见自己的身份被揭穿,张全宝似乎认命式的放弃抵抗:“让我拿几件衣服跟你们一起走。”
然而,当他被押送到床边时,突然把右手伸进被子里,被一名眼疾手快的侦查员一脚踩住,将被子掀开后,赫然有一支“花口撸子”手枪,而且已经上了膛!张全宝见拒捕无望,只得束手就擒。另外,侦查员们还在地窖中搜出一支压满子弹的“二十响驳壳枪”——
大势已去的张全宝在供认了自己的罪行后,还供出了当年指挥包围云周西村的七十二师二一五团一营副营长侯雨寅的藏匿地点——运城稷山县。“刘胡兰案专案组”立即再接再励赶往稷山县,在稷山县公安局的协助下组织对侯雨寅的抓捕,并成功于5月11日将侯雨寅在自家中擒获,侯雨寅对自己的罪行亦供认不讳。
1951年6月22日,山西省人民法院榆次分院判处判处张全宝和侯雨寅死刑;6月24日,张全宝和侯雨寅在云周西村的刘胡兰烈士就义原地执行枪决。
随着张全宝和侯雨寅被枪决,杀害刘胡兰的十名凶手中已经有七人伏法,尚有朱永生、石五则和张生儿下落不明,专案组百般寻找,近乎挖地三尺依旧毫无踪迹。
三年后的1954年8月的某天,河南内乡县赤眉区公演的歌剧《刘胡兰》演到“刘胡兰英勇就义”时,台下忽然响起了一个不大但却清晰的嘀咕声:“演得一点都不像,当年铡刀不是这么摆的。”
这人叫朱学文,是赤眉区小学的教师,由于讲课生动很受学生欢迎,不久前刚刚被评为河南省先进教师——
他一个河南的小学教师,怎么知道山西发生的事情,怎么还知道当年刘胡兰烈士就义时铡刀怎么摆?其中必有猫腻。于是就对此人在解放前的行动轨迹开展调查,这一查不要紧,查实原来朱学文就是朱永生,解放前曾在山西参加过地方保安团,还当过营长,而且当年在云周西村下令用铡刀铡杀刘胡兰烈士的就是此人。另外还查实:永生任国民党保安营长时,在闻喜县、文水县杀人如麻,手上除了云周西村包括刘胡兰在内的七条性命之外,另外还背着五十多条人命。
当接到河南警方发来的这一发现后,“刘胡兰案专案组”当即启程赶往内乡县,赶到时却被赤眉区小学校长告知“朱学文”老师已经前往郑州参加省先进教师表彰大会了。于是专案组的干警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往郑州,先找到“朱学文”下榻的河南饭店,又得知“朱学文”正在饭店的澡堂子里洗澡。
干警们立即扑向澡堂子,直接冲进洗浴间,将赤条条的“朱学文”从池子里头给拽了出来。
经突审,“朱学文”承认自己就是朱永生,并对自己历次犯下的罪行供认不讳,审讯持续了两天三夜,光记录下来的笔录摞起来竟厚达半米!
当年12月,朱永生在文水县被判处死刑并执行枪决。
至于石五则和张生儿,专案组始终没有消除对他们的怀疑,但实在是因为没有证据,因此只能长期对他们实施监视,无法对他们实施收审。这一耽搁又是五年过去了,此时“刘胡兰案专案组”成员已经换了三五茬,但他们的目标始终没变:找出石五则和张生儿的罪证。
与此同时,石三槐的外甥,差点就和刘胡兰定亲的陈德邻为了给舅舅石三槐洗脱叛徒的恶名,也在寻找真凶——
1952年,一次偶然的机会他见到了死里逃生的王连成(王连成因为提供了张全宝的线索而免于一死,后经复查恢复了清白),从王连成口中得知云周西村遇袭之前,张全宝曾和石五则接过头。随后他经过七年的艰苦查证查明如下事实:
1、1947年1月14日,也就是石五则被张全宝释放回家的时候还带了20斤白面,并叮嘱其妻子侯桂香说:一定要把白面藏好,因为这件事搞不好会杀头的!
2、1947年2月,石五则突然在当地的柜房里存入了50块银元,这笔钱刚好和徐得胜给出的提供“共产党”情况的赏格数目吻合。
1959年8初,刘胡兰的继母胡文秀找到专案组,向他们反映了一个情况:“我在以前就经常听到小兰他们与石五则吵架,石三槐说石五则思想不正确,要不你们去石三槐家看看吧?说不定他有相关证据。”
石三槐烈士在云周西村的家此时已经破败不堪,但专案组最终还是在一块松动的石板下找到了一叠材料,这是石三槐烈士亲笔写下的关于石五则的劣行:
其一、在1946年12月配合武工队镇压云周西村的反动村长石佩怀之前,石五则因为收受石佩怀的贿赂、又是石佩怀的堂兄而百般包庇阻挠,为石佩怀说情,一会说刘胡兰草率行事,一会又说大地主是好人,总之就是不同意处死石佩怀,气得刘胡兰将收集到的石佩怀恶行的罪证丢到石五则的脸上。当石三槐查到石五则收受石佩怀的贿赂的证据时,石五则跪在石三槐面前百般哀求,让石三槐动了恻隐之心没有将石五则的这一恶行上报组织。而在武工队处死石佩怀后,石五则的情绪变得低落。
其二、石五则长期和村头李寡妇私通,直到李寡妇为战士做的草鞋短斤缺两被刘胡兰发现,又被石三槐撞见石五则和李寡妇私通捉奸当场,最终刘胡兰和石三槐将此事上报组织,使得石五则被开除了党籍,撤销一切职务,这让石五则怀恨在心。
恰到此时,陈德邻也将他七年以来调查所形成的书面材料交给了专案组——
于是,专案组在1959年9月初再度收审石五则,这两份烈士亲笔书写的材料以及陈德邻的调查材料放在石五则面前时,石五则彻底崩溃,承认了自己为泄私愤而出伙同张生儿出卖刘胡兰、石三槐等人的罪行。
1947年1月8日,石五则和张生儿悄悄出村,向七十二师二一五团一营特派员张全宝报告了刘胡兰等人准备转移的时间,四天后的1月12日,七十二师二一五团一营、保安团以及地主武装“复仇自卫队”突袭了云周西村,刘胡兰等七人被害。1月14日,石五则和张生儿被张全宝释放。
根据石五则的招供,专案组收审了张生儿,眼看大势已去,张生儿也只能承认自己的罪行。
1959年11月26日,文水县人民法院判处石五则死刑,张生儿有期徒刑十年。张生儿表示认罪,而石五则却表示不服,一直上诉;为了不制造冤案,文水县人民法院和榆次专区人民法院组织大量人力物力对石五则的罪行进行核查,最终在1963年1月做出最终结论:石五则的罪行确凿无疑,不容抵赖。
1963年2月4日,石五则被执行枪决,成为最后一个伏法的杀害刘胡兰烈士的凶手。此时,距离刘胡兰烈士就义已经过去了十六年。
至此,“刘胡兰案专案组”的工作圆满完成,刘胡兰、石三槐等七名烈士终于可以瞑目安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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